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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是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学雷锋活动月，为弘扬雷锋同志“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我院志愿者服务队于3月19日开展以“雷锋精神，衣旧情深”为主题的公益赠衣活动。职业教育学院院长崔兵教授、团委书记徐晓宇老师、团委副书记管亚伦老师等以及诸位辅导员老师莅临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一经宣传，就收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各位老师纷纷慷慨解囊，仅仅一天时间，就收到了我院爱心人士捐赠的近200斤衣物被褥等生活必需品。随后，院长带领我院老师用仅仅一上午的整理、装箱，最终将整理好的衣物被褥通过飞蚂蚁平台捐赠给贫困山区的儿童。
本次活动，广大师生以实际行动来弘扬雷锋精神，参与志愿服务。坚持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进一步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为构建和谐校园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文/张朕豪 图/管亚伦）
在前印刷时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传抄几乎是得到一本书的唯一方式。我们现在看到的宋代之前的书籍文章几乎都是一双双勤劳的手生命不息、抄掇不止的产物。在中国，尽管没有上述这种细致入微的抄书感受的描写，然而仍然能从一些零碎篇章中读出借书抄书者的艰辛。比如南梁人袁峻“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北齐人司马子瑞“求天下书，逢即抄录，成多书之家”，北周人裴汉“借人异本，必躬自录本，至于疹疾弥年，亦未尝释卷”。至于唐代的柳仲郢“《九经》《三史》一钞，魏晋已来南北史再抄，手钞分门三十卷，号《柳氏自备》。又精释典，《瑜伽》《智度》《大论》皆再钞，自余佛书，多手记要义。小楷精谨，无一字肆笔”。
但实际上，文人抄书只是中古抄书中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都端赖那些职业抄书匠人。《汉书•艺文志》里就记载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书写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代诸侯王中最雅好读书的河间献王刘德也“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前印刷时代，抄书也是一项牟取利益的商业活动，长安洛阳两京的书肆里雇佣了大量抄写员用以抄写书籍贩卖销售。
当然，抄写本的价格自然也相当高昂。汉魏六朝的价格虽然不甚了了，但是唐代的抄书价格却可以从敦煌藏书的卷子中一窥大概。在北京图书馆藏潜字十五号《大涅槃经》的末尾题记写着供养人请经生写了三部佛经的价格：“《大涅槃经》一部，三十吊;《法华经》一部，十吊;《大方广经》一部，三吊;《药师经》一部，一吊”。大体上，晚唐一位专业抄写员的公价是每卷书一千文，差不多是印刷书的十倍，其材料费加上人工费对一般读者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即使考虑到成本也不敢让人将书一丢了之。
而在西方同一时期，书价也许更高。西洋除了修道院里有专业的缮写室用来抄书之外，地方上也同样有抄写匠和书商的公会，前者大量抄写的是古代文献和宗教经典，而后者则世俗得多，诸如《玫瑰传奇》之类的骑士小说，或是《曼德维尔旅行记》之类的异方奇谭等等，以及武功歌、戏剧、编年史以及通俗诗歌。
丢不掉的阅读，丢得起的书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相信不少人上学时代都从老师嘴里听过这句没来由的名言。尽管这句话常常成为让人深恶痛疾的罚抄N遍课文的“正当理由”，但不得不承认，这句话是对的。当前印刷时代的读者们面对那些又贵、又少的珍稀书籍和藏书人吝啬的面孔时，当他们得到一本书的唯一方式就是把它抄下来时，这些书的内容肯定会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今天的人们常常会惊讶于古人的博学多才，可以对各种冷僻典故信手拈来，甚至在宋代还有一种脑洞大开的文人游戏：随便举出一样事物，然后在座各位便引经据典背诵关于它的各种记载典故，以记得条多之人为胜。这一绝对比拼脑力的游戏几乎可以肯定在今天不会成为居家常备娱乐，原因很简单：谷哥和度娘会替你打理好一切的。
然而在那个书极度稀缺而对书又极度渴望的时代，今天这样泛流周览几乎可以说是暴殄天物，乃是一种极大的浪费。面对这些绝对的奢侈品，唯一可以浪费的就只有自己的声音和记忆力。所以在那个丢不起书的时代，阅读最接近于它的本来意思，也就是精读。在整个中世纪，人们手里加在一起就只有那么几本书：黄历、圣经，日课经等等，于是这些书就被一遍、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而且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围绕着一群人，一个人大声念，围着的人跟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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