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一）
上世纪60—8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萧条时，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区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人们在考察其原因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之处就是在文化因素上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产生了：儒家文化对于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就是否形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有利影响?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是什么?它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
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1]。儒家文化是在传统中国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得以存续。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经久不衰，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第一，人本主义思想。
不同于西方，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古、女娲、神农氏等。也就是说，一开始，中华民族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主体性地位。《孝经》谓：“天地之间，人为贵。”《荀子·王制》亦谓：“人最为天下贵。”并进而解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对自己之爱、对亲人之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论语·雍也》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回》亦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义”是指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会道德，并肯定事在人为，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改变自然和现实社会。所以，儒学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的性格，培养了中华民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心和紧迫感。《论语·泰伯》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告子》亦谓：“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种精神鼓舞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创造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第二，“内圣外王”思想。
肯定了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之后，儒家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的统一，它所注重的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治理。为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范，如“礼、仁、忠、孝、信、义、恕”等。
“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的亲情之爱，以及由此推广的对一切人的爱。为了达到“至仁”的境界，儒家提出“礼”的概念。“礼”即“正名”，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孔孟还强调忠君孝父、友信仁义。这样，儒家就为君臣关系、家庭关系、一般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伦理规范。至于怎样实施这些规范，儒家认为，除了人们自己潜心修养外，还有赖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将这些伦理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与性格。因此，儒家十分注重教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先行。关于“外王”，儒家提出了一套治国安邦的思想。如孟子的“民本思想”，《孟子·梁惠王》谓：“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得民心是得天下之所在。所以，孟子主张推行“仁政”，即要“制民恒产”，因为民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仁政是王道政治的基本要求。继孟子之后，荀子提出了“庶人安政”的思想，他以舟水形象地说明了“庶人安政”的作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内圣”与“外王”并非相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相一致的。孔子认为“修己”可以“安人”，荀子认为“圣者”可以为王，圣者就是王者，圣王是合一的，亦即修养自己，安顿好家庭，达到至圣，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第三，“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强调人本思想，但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儒家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还提倡“天人合一”，主张自然与人的关系和谐。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在反宗教的同时，也反自然，更多的是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开发，如今的生态系统失衡与这一“戡天论”思想是不无相关的。
孔子所讲的天命，不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孔子所说‘天’，其实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2]。如《论语·阳货》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际”问题时，把“天”与“人”纳入一个能自觉维持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认为天人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孟子·尽心上》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汉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说”，认为人与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于天，天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天人之间用王者贯通起来，王者依天行事，“天瑞应诚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将招致“天谴”。显然，其目的在于寻求天人的和谐统一，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传统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有机的自然观，也是儒家文化特质之一。
可见，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观、完善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出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功能
一定的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基础上产生并体现出其文化价值。“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文化价值，由于这个缘故，文化现象或者是被产生出来的，或者是即使早已形成但被故意地保存着的”[3]。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就在于它对协调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
一是价值的整合。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欲望，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化熏陶，就难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达成大体一致的观念，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绵延几千年，在于它为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思想。
二是规范的整合。统一的价值观需要统一的规范去维持，文化的整合规范因价值的需要而产生，因文化的整合而系统化和协调一致。因此，不仅要制定统一的规范，而且要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将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模式，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儒家文化的规范整合功能在于它提出了“礼、仁、忠、孝、信、义”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并强调修身养性，通过人们的内在教化来实现其目的。
三是结构的整合。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系统，由众多互相分离又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和单元都有自己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联结起来才能实现，并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作用，此即所谓的功能互补。由于统一文化的作用，社会结构成为一个协调的功能体系。儒家文化既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君主制思想，又提出了民本思想，忠君爱民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忠君”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爱民”是为了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二者都是为了巩固君主制，这就实现了君主阶层与百姓阶层的结构整合，以进一步实现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同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实现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结构性整合。整合功能是儒家的一大特色，说儒家文化是秩序文化并不过分，它所追求的就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儒家文化在东亚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经历了几百年的衰微后重新凸显其价值，是由于近年来东亚经济圈的迅速崛起。人们发现，东亚经济起飞除了科技、经济等物质性因素外，还有一个因素在支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仍在东亚现代社会发挥着作用。正如赖肖尔所说：“当代的日本人，虽然已经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伦理观。”[4]
(一)儒家的整体性原则
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损害了经济组织和集团的正常运行，而东亚人虽然也有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他们也追求个人利益，但社会仍保持着统一，并显示了集团整体性的效率。如在韩国、日本和新加坡，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二者是同时加强的。这主要源于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机制。东亚的这些国家历史上长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都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虽然君主制在近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但以“忠孝”为支柱的儒家伦理秩序经过长期在人们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把优于其他文化的整体号召机制保留至今，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具有高效率地实现某个预定目标的能力”[5]。
(二)家族式的管理方式
西方的科层制曾被称为现代最具合理性、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家族式的管理被韦伯看成是落后的、缺乏效率的管理方式。如今，它却在东亚国家的经济组织管理中体现了其有效性。东亚国家把国家和民族看成是同等概念，所有集团都以家族主义方式联系在一起，在企业中，人们的地位虽然不同，却有一种家族一体的感觉，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家族般的人际关系和忠孝统一的行为模式。在韩国，许多企业把职员称为家族成员。在日本，家不仅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单位，而且是扩大化了的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集团或组织。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管理的全部秘密在于“家庭意识”。一个公司如同一个家族，每个职员为了维护公司的名誉，要忘我工作。而公司对职员实行终生雇佣制，以此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职员的归属感、责任感，使职员把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发挥集团的整体性效率。
(三)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以儒家礼义、忠孝为基础的规范体系中，东亚国家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的人际关系，以克服个人主义膨胀带来的社会灾难。新加坡独立之初，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针对物质享受骤增，个人利益受重视，却心灵空虚，忽视国家观念和责任感的现象，他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重视儒家伦理，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以调节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在吸收和改造儒家学说中，赋予儒家伦理以新的适合新加坡现代化要求的精神和解释。
(四)教育优先原则
儒家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主张首先要对个人进行教化，提倡“有教无类”。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主张科举取才，强调通过学习和考试竞争来取得社会的成就和地位，通过学习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有用人才。这一传统使东亚国家和地区无论政府还是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在韩国，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无论生活多么贫寒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子女上学。同时，韩国政府实行“教育超前”的政策，在教育上的投资也很高。据统计，发展中国家里，除以色列之外，韩国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资最高。日本政府认为：“教育投资的成果，其特点是以培养人的才能的形式积累起来的。所以一旦作了投资，从其效果具有持久性这一点看，可以认为它是生产上的重要投资。”[6]教育的发展，人才素质的提高，无疑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
纵观东亚地区的现代化经验，可以发现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对西方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管理经验的简单移植，而必须植根于本土的文化传统。东亚地区经过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继承，并对之进行适应现代化的转化、改造，从而使儒家文化对当地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儒家文化倡导忠诚、责任感、献身精神、集体主义、教育优先的价值观，无疑为东亚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