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要寻找理想的读者，理想的读者最能理解自己。对读者来说，我们也在想象和寻找跟我们相契合的作家。什么样的作家才是能跟大多数读者相契合的作家？或者说，什么样的作家才符合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其实列出来，每个人的标准都差不多。也就是说，我们对一个“好作家”的想象和标准，说起来也就那么多。但在整体的好标准之下，又会有具体而微的差别，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好作家出现在我们面前，每个人跟另外一个人都不一样。比如咱们北师大有莫言老师、余华老师、苏童老师、欧阳江河老师、西川老师，还有其他老师。写小说，写诗，每个人在当下都是最好的作家，是中国作家的顶流，但是相互间的区别又非常之大。但他们身上共同呈现出了一些理想作家的特质，只是这些特质因人而异。莫言老师跟余华老师两人都幽默，但幽默的路径又不一样。余华老师在台上多半哈哈哈地幽默，自己也跟着开心；莫老师在台上一般不太笑，他是不动声色地幽默，靠语言本身。可见，对一个好作家的想象，既有一个通约的标准，又要认识到通约之下个体的差异性。

那么在今天，一个好作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视野一定要开阔。过去夸一个人有才华，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待家里就能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不是一般人，得诸葛亮那样的，聪明得近“妖”，如此才能上得了天入得了地，宇宙通吃，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但在今天，你拿一个智能手机，连上网，世界上离我们最远的智利或阿根廷，有点风吹草动，两秒钟之后你就能知道。你不需要像诸葛亮那样近妖。但我们能掌握这个世界，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就一定可以掌握，需要你有掌握的意识，并为此努力。对作家来说，大家肯定都希望自己眼界足够宽广，抬眼就能把纷扰人间看个清清楚楚，有一个开阔的视野。不过这个视野的获得，有时候真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容易。

二十年前，我在一所大学教过两年书。刚教书那会儿，我们系有位老先生学问做得特别好，人也好，我尊他是为人为文的典范。我就想，如果我老了，到他这个岁数，一个像我现在这样的青年教师看我，就像我看他一样，视为成长的楷模，那我这辈子就值了。两年后我去北大读书，突然觉得很难过。为什么？我发现这位老先生做的学问，北大的老师们早不做了，五年前、十年前就已经 pass（淘汰）掉了，我们这位老先生还在孜孜以求。才华、能力、学识肯定都没问题，但因为视野的局限，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学问已经做到什么程度，所以一直固守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哼哧哼哧专心劳作。这样做学问有没有意义？当然也有意义：可以出成果，可以评职称，可以拿奖金，但对整个学术来说，没有意义，无效劳动。我们现在做论文，老师会提醒我们，先去图书馆、去学术网站认真搜一下，看这选题有没有人做过，没人做过，填补空白当然很有价值；有人做了，那你更要慎重了，得考虑能否在别人路的尽头再往前走一步半步。能走，这事也值得干；如果不能，怎么努力都躲不掉别人的阴影，那老师肯定会建议你放弃。人这一辈子时间、精力都有限，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所以“视野”很重要，可以让我们尽可能避开无效劳动。

这是做学问，写作也一样。做了十八年的编辑，十八年里，中国当下优秀的作家我差不多都读过。我也读过成千上万大家永远也不会知其名的作家，他们也非常辛苦，也很勤奋，甚至相当有才华，有些人堪称著作等身，但依然不为人知。有位老先生常年给我寄稿子，屡投不中，着急，给我打电话，问怎么回事，写几十年，自认写得越来越好，为什么总是泥牛入海？我说，我想看一下他几十年前的作品。他把二三十年前的小说寄给我，拜读之后，我的确觉得现在写得比过去好，但“好”只是外在的好，语言更顺畅，结构更合理，故事讲得更跌宕起伏，比过去更吸引人，只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跟二三十年前没有任何区别，用文学进入世界的方式跟二三十年前也没有区别。我跟他说，真对不起，这么多年您其实在写同一篇小说。一篇小说反反复复写，您只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熟练工而已。虽然故事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没区别。我继续问他，平时读什么书？我喜欢跟写作的朋友聊读书，读什么样的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能成为什么样的作家。你写短篇小说，我就想知道你最喜欢哪些短篇、你常读的短篇小说作家是谁。只要他们列出了名单，你就知道他有没有可能写好。很多人一说就是读莫泊桑，读契诃夫，读欧·亨利——当然我觉得很好，他们都是非常经典的短篇小说作家；但是短篇小说发展到了这个时代，你对短篇的认知只停留在莫泊桑、欧·亨利、契诃夫那里，对他们之后的短篇小说毫无概念，那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短篇小说这个文体一直在变化，甚至短篇里很多基本的文学概念都在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