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集《花之寺》由17篇短篇小说组成。其创作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反映闺中少女的黯淡生活。刻画豪门闺秀的内心世界，表现旧式少女无法主宰命运的失落和茫然，讽刺和怜悯她们悲剧性的命运;二是发露太太阶层的庸俗生活。揭露旧式太太寄生虫般的生活，审视和批判她们麻木丑陋的灵魂;三是展现新式妻子的矛盾生活。表现新女性试图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禁锢的痛苦和无奈，肯定和突显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当太阳拥着早霞出来后，小鸟吱喳地闹了两个钟头，花影渐渐地被描在一间闺房的窗上。那鸟雀的啼歌跟着不相识的春风，直冲进芳影小姐闺帷，把她吵醒了。 “很早呢，才打九点。小姐还歇会儿罢。”一个女仆赔笑回答，接着提着水壶走了出去。 芳影仍旧闭目养神，但耳际一阵一阵的鸟声和街外小贩的叫号，使她不能再睡了，她沉思道：“其实昨晚看完电影已经十一点半了，睡时已经一点，怎样再也不困了……呀，昨晚见的淑贞的哥哥，相貌真是不俗，举止很是文雅……他很用神和我谈话……他跟我倒茶，拿戏单，捡掉在地上的手帕，临出戏院时，又帮我穿大氅……唔，真殷勤……出戏院时，他搀扶我上车后，还摘下帽子，紧紧地望了我一会儿呢……” “我起先同他坐近，觉得很不舒服，后来他仔细地和我翻译那幕上英文，不多工夫我就不觉得不舒服了……对哪，他特别用心地翻译那几句‘爱能胜一切，爱是不死的’——在那幕少年与他情人分手时的话……他还恐怕我不懂，告诉我说：外国所说的爱字，比中国的爱字稍差，情字似乎比较切实一点，但还不十分合适。他说时我的脸立刻热起来……幸亏电影院是漆黑的，没有人看见。” “哦，淑贞说他们今天要去公园听音乐，很好的音乐，邀我务必同去。她又说今天下午接我……那末我应当早些起来收拾收拾……” “但是我睡得太少，脸色又要发黄，眼睛也发红，人家看了多难看，还是多躺会儿养养神再起吧……” “这换洋取灯的老婆真讨厌！大清早起，谁换取灯儿呢？只这样喊，叫人睡不了。还是早点起来收拾收拾吧。” 芳影起来慢慢地踱到妆台前坐在椅上。此时女仆进来倒洗脸水，擦镜子，摆香粉和梳头的用具，忙成一片。 她默默地对着镜子出神。镜里的她，一双睡意惺忪的眼，腮上的轻红直连上眼皮，最是那一头乌油油的发，此时正蓬松着，衬出很细小的脸盘。一时诗情画意都奔向她的心头和眼底……末了想到“水晶帘下看梳头”，她连镜子都不好意思看了。 她洗漱完便梳头，一会儿想到自己正当芳菲时候，空在“幽闺自怜”，年华像水一般流去了，眼便蓄着一眶泪；一会儿想起昨晚看电影时，喁喁细语的光景，脸上便立刻有些发热，心里跳起来。 不多时把头发梳好，又重施一回粉，后来才把发抿齐。打扮完，对着镜子又出了回神。 “他今天来见我，不知……”她脸一热不好意思往下想了。 午饭后，她在闺房，看着窗上花影因日光忽明忽暗，花枝因微风摇曳婀娜生姿，只觉得心里满满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正在怅惘，忽见仆人进来回： “请到客厅吧。”她说完又走到镜台前，重扑粉，略抿一回发，然后走入客厅。 她心内怯怯的，因为她向来不大与青年男子来往，平常偶然碰到表兄弟，还要脸红红地回避呢。近年她见社会潮流变了，男女都可以做朋友，觉得这风气也得学学。 “你已经和伯母说了我们去听音乐吧。我们去好吗？”淑贞说。 “说了。请用了点心再去，令兄第一次来，一点吃的东西也没有，太寒碜了。”芳影说完，见淑贞的哥哥坐在一旁用茶，很是恭谨，很想和他说几句话，但想不起说什么好。还是淑贞先开口： “哥哥，芳影姐姐吟诗作对都会，她晚上吹起箫来，邻居的人都不愿意睡呢。” “我早就听说了，不知芳影女士什么时候可以赏我一曲听听？”淑贞的哥哥赔笑地问。 “我哥哥近来想找些中国词曲本看看，芳影姐姐，您一定知道不少。哥哥，你请教请教她吧！”淑贞的哥哥还未答话，芳影立刻抢着说： “我不管你讲不讲，等他请教你吧。咱们多找两个人去公园有兴味。等我去街口找周家的两个小弟弟一同去不好吗？”她说着站起来，“我去去就回来，哥哥，你在这里等会儿。”她的话完了就走出去，芳影伴她到门口，回到客厅时，淑贞的哥哥正开门迎她，等她进去才关了门分宾主坐下。 此时客室中很是静寂，主客都默默地装作看墙上字画，一会儿淑贞的哥哥问道： “淑贞告诉我说，芳影女士不但诗词作得很好，字还写得很美呢。几时求您写些东西可以吗？” “我实在不会写字，不要笑话吧。现在听说不时兴写字了。”她答。 “哪有这话。我知道有许多留学生还一回中国便关起门学字呢。” “我回国以后很想找人学习些本国音乐，您的箫是哪位先生教的？” “家婶娘教的。学了不多，吹得又不好。”她含笑地答。 “淑贞说，您吹得好极啦。我盼望我有耳福可以听到。” 她笑了笑，不知说什么好，耳畔听到理想的青年一句一句恭维话，想到今早醒来的胡思，不觉心里微微迷惘，脸上有些发热，举止极不自然起来。正在沉默的时候，淑贞跑回来嚷道： “白跑了一趟。周家弟弟，一个出了门，一个发烧，咱们三个人去走走吧。哥哥，方才又打了一个电话给梅先家，他们说她明天准回来。” 她觉到淑贞的哥哥处处都对她用心，上车又扶她上去，下车又搀她下来，走山石或过桥的时候，他都要上前搀扶她，唯恐她遇了不测的危险；且提了她的手袋及大衣紧紧相随，丫头使仆都没有他那样谨慎小心。 还有两样，令她不能不动疑的，就是他每逢芳影和他答话，他便很留心地听，笑微微地望着她；她遗落手袋在车上，她只提一声，他便从公园后边独自走回公园前面——很不少道——去替她拿回来。 快下太阳时候，他们送她回到家来。临行时，他说今天下午一同游玩得很乐，他又很诚恳地叮嘱她三十号务必请去北京饭馆吃茶。 从那回同游公园以后，芳影整天都觉得心口满满的，行也不安，坐又不宁，最厌同人说话；早上怕起来，晚上很迟都不觉得要困；白天父亲买了一盆大玫瑰花给她，她并不觉得高兴，却不住地对它长吁短叹；晚上月亮出来，母亲催她睡觉，她只倚着窗台发愣。 她妈也有点猜到她女儿犯心事烦恼，所以请了几个女伴来陪她解闷。可是她近来却是最怕和人家周旋，她们说的话，她都听不进耳，好似有个耳套蒙上一样，除非有时候人家提到淑贞的家，她才像把蒙耳的套子摘去。 她不知不觉地与许多素日亲近的人疏远，只有那妆台上一方镜子，她不但不想疏远，还时时刻刻想去看看她。她本就好修饰，但每回妆罢对镜时，每念到“如此年华如此貌，为谁修饰为谁容”？她就觉得惘然寡兴，现在她对镜时想到这两句话，每每抿嘴微笑，翻过身去不迭地照后身及左右。 这样愔愔地过了一个星期。一天早晨她妆罢后倚在窗栏看着暖和的太阳照着廊下一盆粉色玫瑰花，那些花浸在日光里特别鲜艳，她正在赞叹，忽见仆人递给她一信，上写“西四王缄”，她腮上立刻热起来，心里亦跳，急走到内房，才把信拆开，一看乃是一个请帖： 张梅先女士与王斌先生订于本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在北京饭店行结婚礼。恭请光临 这请帖好似一大缸冷水，直从她头上倾泼下来。起先昏惘冰冷的，后来又有些发暖，不多会儿仍旧发凉，她一阵一阵地说不出的难受。请帖已经掉在地上，她捡起再看，依旧和方才的一样。随着甩了它，往大椅里很重地坐下，咳了一声，眼泪不禁滴滴点点地流下来。 “芳影姐姐在家吗？我哥哥三十号便行结婚礼，我来找你搀新娘子。本来约好小梅表姊的，姑母昨晚有电报来叫她回去了。我跑了一早上找人作替身，一个找不着，其实她们也不衬，不是太胖就是高。姐姐，你的身材和新娘子的配起来很好，你答应了罢。我求你。” “我从来没做过搀亲的，恐怕做不来。近来又很不舒服，也许要生病，你还是另找人罢……请坐，淑贞。”她拉淑贞坐下。 “那……我可找不出别的合适人来了。你替我找一个行吗？” 她想了一想说：“回头我的堂妹妹回来，问问她吧。她过一会儿就下学了。” 幸亏淑贞是很能说笑的，她会说许多事，女子都觉得有趣的。她谈了许多有趣的新闻，芳影虽不完全听见，倒也减去不少懊恼寂寞。末了一段话最使芳影不能不听的就是她谈到一个拐脚的小姐，她说： “好笑得很，中国人吃饱了饭便想到婚嫁的事。自从我哥哥回国后就有许多人请茶请饭，有一天黄家——就是石坊桥的黄家——请哥哥到来今雨轩吃饭，我也去了。他们的二小姐——跛了一只脚的，你大约亦看见过，坐着倒看不出来，走起来，才觉出。她在园里走动时上山下山、过桥或是开门，我哥哥就搀扶她，她手里拿的东西，哥哥也替她拿着。这不打紧，黄家忽然托人示意，叫哥哥去求婚。我哥哥很是好笑，不用说他已经在外国和张小姐订了婚，就是没有，我家哪里肯说一个跛小姐呢？但是过后黄家的人都说既然他不属意他家的小姐，为什么搀扶她，服侍她，那样卖小心呢？我哥哥知道了又是生气，又是好笑，他说男子服侍女子，是外国最平常的规矩。芳影姐姐，你说好笑不好笑？” 芳影此时觉得有说不出的一种情绪，她嘴边微微显露一弧冷冷的笑容，她的眼望着窗上的花影，依旧是因风摇曳，日光却一阵阵的浅淡。她迟迟地说：“外国……规矩……” 原载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期在中国女作家中，叔华却写了另外一种创作。作品中没有眼泪，也没有血，也没有失业或饥饿，这些表面的人生，作者因生活不同，与之离远了。作者在自己所生活的一个平静世界里，看到的悲剧，是人生的琐碎的纠葛，是平凡现象中的动静，这悲剧不喊叫，不吟呻，却只是“沉默”。在《花之寺》一集里，除《酒后》一篇带着轻快的温柔调子外，人物多是在反省里沉默的。作者的描画，疏忽到通俗的所谓“美”，却从稍稍近于朴素的文字里，保持到静谧，毫不夸张的使角色出场，使故事从容的走到所要走到的高点去。每一个故事，在组织方面，皆有缜密的注意，每一篇作品，皆在合理的情形中发展与结束。在所写及的人事上，作者的笔却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却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存在。但作者也有与叶绍钧同一凝固在自己所熟习的世界里，无从“向更广泛的人生多所体念”，无从使作品在“生活范围以外冒险”的情形。小孩，绅士阶级的家庭，中等人家姑娘的梦，绅士们的故事，为作者所发生兴味的一面。因不轻于着笔到各样世界里，谨慎认真处，反而略见拘束了。作者是应当使这拘束得到解放机会，作品涉及其他各方面，即在失败里也不气馁，则将来，更能写出无数好故事的。作者所写到的一面，只是世界极窄的一面，所用的手法又多是“描写”而不是“分析”，文字因谨慎而略显滞呆，缺少飘逸，故年青读者却常欢喜庐隐与沅君，而没有十分注意叔华，也是自然的事。——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
凌叔华的小说……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小说导论（二）》
凌叔华(1900-1990)，原名凌瑞棠，以字叔华排行，笔名素华、瑞唐。祖籍广东番禺，出生于北京。1919年毕业于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考入燕京大学外文系。1924年开始在《晨报副刊》发表小说。1926年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故宫博物院。1928年后因丈夫陈西滢在武汉大学任教而长期居住珞珈山。1947年随同陈西滢出国，旅居英、美、法、加拿大及新加坡三十余年，其间曾多次回国。她原是一位画家，自言生平用功夫较多的艺术是绘画。她的好友朱光潜认为:她的画“继承元明诸大家”，“在向往古典的规模法度之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她的小说作风也与此颇为相似，自从短篇小说《酒后》（点击查看）1925年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后，凌叔华就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以后，她又陆续在《新月》月刊、《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不少小说，先后结集为《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出版。凌叔华创作态度朴实诚恳，长于用对话刻画人物（《写信》一篇则甚至全用独白式口语写成，家庭妇女口吻惟妙惟肖），观察细致入微，笔法柔婉熨帖，每一篇故事都在合理的情形中发展与结束。虽然“文字因谨慎而略显滞呆，缺少飘逸”，但因生活气息较浓，仍颇有感染力量。
